採訪時間：2002年10月1日
採訪地點：新店華城路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錄影棚
採訪人：滕兆鏘、林世煜、曹欽榮
嘉義二二八
嘉義二二八，你們大家都知道。我那時候正年輕，正勇，我跟那些土匪兵抗戰。以前有青年學校，就是養成日本軍的基礎訓練，我教那些青年學生受日本的軍事教育。二二八時，有人來家裡叫我，我那時才結婚第9日而已，晚上叫我出去，過去的日本軍服我就穿著，日本刀配著，就出去跟他們抗戰，那些土匪兵，真有趣。有趣什麼？那些兵仔不用戰，看到我們去，日本刀拿著，整個都手舉起來投降啦。那時，我們大家沒武器嘛，那些兵的武器都接收起來，就有裝備了。
▲2010年6月25日，歐陽文攝於台灣游藝辦公室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我說國民黨的騙術很好，全世界沒人會贏他，怎麼說？我們去攻飛機場，到飛機場的時候，他在指揮塔有機關槍安著在打，這些少年在下面蕃薯園那裡躲，沒有什麼可躲，死傷多少，被打死多少。但是嘉義這些青年守住，為什麼守住？如果不守住飛機場，那些兵仔如果下來，嘉義市民就遭殃啦。為什麼遭殃？國民黨來時，說恭喜恭喜，你們脫離日本的苦海了，現在回來祖國了，我們自己人，我們兄弟仔，跟你握握手，恭喜喔。說是兄弟，二二八那時候，陸軍部隊在嘉義的山上，剛好在嘉義中學的旁邊，在山上做什麼？迫擊砲打在嘉義市內，打下去，看無辜的百姓死多少？那時候，嘉義攻飛機場，守住不讓他下來，如果下來，嘉義不知要死多少人。說實在他們輸了，陸軍部隊被我們攻，憲兵部隊被我們攻，都跑去躲在飛機場，變到後來他們在機場裡面也沒糧食可吃，他們就說，啊嘉義這樣亂不是辦法，你們派一些嘉義較有人望的人，我們來講、來談判，看怎樣解決這個問題，不要這樣亂，大家說好啊，尤其是像我老師陳澄波，這些議員大家很高興說，為了嘉義和平，要去跟他們說，買一些水果還要去慰問他們。到了飛機場門口而已，用鐵線綁他們的手拖去打，刑到半死，就載去嘉義車站，示眾，在那裡槍殺。背上插一個白白的牌子這麼大，寫一個「犯」，好像清朝要砍頭，在嘉義車站槍殺。那時，我就跑到山上躲，躲到一段時間，差不多平靜了才下來，下來就去台南當教員。在嘉義當然比較危險，去台南我們放心沒事了，後來卻是在台南被抓去。抓去的時候，他們也跟我說，我是參加二二八。我有參加二二八，跟他們抗戰。
被抓、刑求、判刑
抓去，一直刑我，一直逼我，叫我要承認我是共產黨員，我想如果承認共產黨員，一定沒命，再怎樣我都不肯承認，不肯承認就軟的、硬的樣樣來。尤其我感覺最累的，是晚上不讓你睡，好幾晚不讓你睡，白天審問，晚上審問，輪流一直給你審問，問到後來，頭昏昏的，人都不清醒，那時不注意就會承認了。那個實在很厲害。之後直接去保密局，問一問，後來送到軍法處。軍法處的判決可能全世界也沒有這種判決，上面坐一個軍法官、一個書記官兩個，兵仔把我們押著，手銬銬著，綁著。軍法官就問：「你參加共產黨？」我都說沒有。就說共產黨的理論給我聽，要看我的反應。我不是共產黨，哪知道共產黨的理論？我不知道，從頭到尾我都是沒有、不知道，書記官一直寫，寫很多。
寫到後來結束了，書記官將我的口供拿到面前，不知寫什麼我不知道，那些兵仔就用印泥，手把我壓下去，都是手印。我記得那時一隻指頭、一隻指頭印，印完後又兩手一起印，印好，拿起來說：「好，這是你的口供。」不知道把我寫成什麼。一個在說，一個在寫，我想說這下子大概跑不掉，也是槍殺。那時都去馬場町，槍殺很多人，我想會被槍殺。差不多經過一個禮拜開庭，法官就唸身分：「歐陽文…宣判，你參加叛亂組織，有匪諜的嫌疑，判有期徒刑12年。」當時我聽到就笑出來了，那些人想說：這個人可能是瘋子，判你12年，你還會笑。我是笑什麼？不用槍殺了，可以了。大家問我，我是什麼案件？莫名其妙，起因當然是二二八，剩下的帽子隨便他戴，國民黨像在編小說，隨便他做嘛。
那時我剛好在台南當教員。我記得是六月初，差不多凌晨一點多、二點，去學校的宿舍敲門，說要戶口檢查。我想戶口檢查哪有要緊，門打開而已，三、四人穿便服、拿短槍的，就進來宿舍裡面。進來後把我押在旁邊，整個屋內一直搜，我家裡所有家族的相簿，學校的畢業證書，學校的聘書，所有的全部拿光光，我太太就跟他們說：「我們一些相簿，這些你們…？」他說：「沒關係，拿去派出所看一下，就還給你們。」那時我在教台南師範學校畢業班的美術教育，一些成績還沒做。我說：「教育實習的成績讓我打好再去。」他們說：「不用不用，明天就讓你回來打了。」就帶我出去。出去到學校的宿舍門口，我才看到我的宿舍旁邊，五、六個人拿卡賓槍，整個宿舍包圍住，帶我去台南的刑警總隊，在那裡關一晚。
我感覺到我太太很偉大，她不知怎麼去探聽，知道關在哪裡，她就跑去守在那裡。一大早天剛亮，就把我送去高雄刑警總隊，她隨即坐車跟去，知道我關在哪裡。開始在那裡被審問、被整，那時我想說大概沒救了，我想無論如何，我不寫遺書不行，但沒筆也沒什麼東西。要尿尿的時候，從顧我們看守的桌邊經過，我看有一支鉛筆，就走過去，假裝無意把鉛筆撥下去，掉下去的鉛筆，芯就斷了。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，我把鉛筆撿起來，鉛筆芯一小段我偷帶走。人家抽菸的菸紙袋的紙，偷藏一個，拿到手，有空我就偷寫。當然都用日本話寫，中國話我們哪會知道，我太太過去也做教員…用日本話寫，寫說：「我現在去了，絕對沒命回來了，你要有這個覺悟，孩子你要好好替我教育。」我的希望這樣而已。還有一項，「第二希望，我無法回來，給你自由，你可以找到好的對象。」我有一件褲子，褲子這裡把它剝開塞在裡面。隔天說可以送東西，不可以說話，送東西來時，我說這件褲子拿回去洗。我給她指這裡，她沒注意到就直接拿回去，隔天再來。那時住在台南，她每天都趕到高雄，就守在看守所的門口看，去也不能講話，但是我就大聲跟她喊，我要洗的褲子你有收到嗎？當然那時都用日本話講。她感到奇怪，褲子拿來了還問這樣，回去搜一搜，才搜到那個遺書。就這樣在那裡住幾天我忘了，就送到台北保密局，送來保密局，都秘密嘛，沒人知道什麼時候，送來保密局，都不能聯絡，都不知道人在哪裡。
在保密局多久，我不太記得，被整得頭都昏昏、空空，晚上沒睡，又一直問你，問到頭腦都…，時間、日子的觀念都沒了。不知道經過多久，送去警備總部的看守所，警備總部還是國防部？我搞不清楚，送去看守所，9月還是10月送去的。
刑求！就像電視或是演戲，清朝時代在刑的那一套。叫我承認我是共產黨員，這樣而已。在保密局，有夠艱苦。小小間，一間差不多兩三塊榻榻米寬，裡面關幾十個人，熱到晚上沒法睡，分成三班，一班去睡，二班站到牆角去站。躺下去，我的肚子靠在你的肩膀，好像沙丁魚疊這樣，熱！大家都沒穿衣服，流汗流到地板都濕濕的，地板很髒，濕濕的，摸起來黏答答，那種生活，大家都得了皮膚病。我是很幸運，我抵抗力好，沒得到皮膚病，後來送到看守所就比較寬。到看守所之後，就是判決，罪名就是參加叛亂組織，匪諜的嫌疑。
他們真聰明喔，一直跟我說，你學校哪些同事，跟你感情較好的、跟你較有來往的教員的名字講出來，我想說：講出來，一定倒楣，我如果說這個教員跟我好，就被抓走了。有期徒刑12年，我想說12年沒事了，放心了。
無麻醉開盲腸
結果9月中旬判有期徒刑12年，10月初8或是初9，無緣無故把我叫出去，下午差不多兩三點，說東西拿出來。奇怪，過去如果說東西拿出來，是三更半夜，就是要去馬場町槍殺，光天白日叫我東西拿出來？當然我也沒辦法，東西就拿出來，才到門口，拿一個布條把我的眼睛綁起來，都看不見，牽我到一輛卡車裡面。卡車裡面也都封住，好像晚上，黑漆漆。卡車一直繞，台北市繞很久，繞到我根本方向也不知道，繞多久也不知道，繞到黃昏，差不多四、五點，停下來把我牽下來，眼睛仍然封住。進到一個很大間的手術房裡面，布條把我拔下來，跟我說：「你得到急性盲腸炎，馬上要開刀，如果不開刀你會死。」我說：「我人好好，哪有盲腸炎？」他說：「你急性盲腸炎，馬上要開刀。」就把我綁在手術台，綁著，把我衣服脫掉，上面有一面鏡子，我看看你怎麼割我，我看鏡子，布條又把我綁住眼睛，讓我看不到那鏡子。
割我的那個醫生，跟我介紹這個醫生是留美的，多優秀，最先進的外國醫師在割我。開刀的刀子很利，第一刀不痛，第二刀不太痛，一直割，越來越痛，割下去刷刷有刀子聲，割到很痛。現在再加一個人。最難過的，那個醫生從心窩把我壓著，手下去，腸子拉起來，一下子腸子拉起來，嗶嗶噗噗！嗶嗶噗噗！拉出來，手又進去，那時候我痛到…哎！他們沒幫我打麻醉劑，我才會知道痛，怎麼拉我，如果打麻醉劑我就不知道了。怎麼這麼痛，這麼痛苦，昏過去不就好了，昏過去就不知道痛苦。我想說不能昏去，昏去我絕對會死，我絕對不能死，那時我的意念很強，不能死，無論如何要活。腸子都把我拉出來了，拉很多，痛到後來整個人發冷起來，痛到竟然不知痛，只有冷，冷到直發抖。他就說不要動，不要動，他說不要動，我就「巴格野魯！」他說：「你叫什麼？」我就不管他，我就「巴格野魯」，心裡只想我不能死，我絕對要活，絕對跟你們抗戰到底，跟你們土匪仔抗戰到底。
割完後，就幫我縫一縫，推到病房，他們不知道什麼用意，到病房隨即拿消炎片，拿五、六粒，端一杯500cc的水，說：「大夫叫你馬上把這消炎片跟500cc喝下去，自然就會好。」但是被割得流血，不知道流多少血，有止血、沒止血？不知道。那時我很勇，我被抓去的那陣子，你們看到我的照片你們會嚇到，想說我是海軍陸戰隊的水鬼，想說我那個體格…很口渴，都沒水喝，渴到嘴唇都這樣，看到500cc的水好像是救星，喝下去。喝下去馬上想不行，因為我家裡都是醫生嘛，我醫生家庭出身，開刀以後沒排氣不能喝水。我想說不行，喝下去我會死，但是我不能死，無論如何這些水要讓它出去。我扶在病床的旁邊，頭低下去嘴巴張開，所謂的奇蹟，沒吐，嘴張開沒吐，剛剛喝下去的水，跟那些消炎片都流出來，沒吐，嘴一張開，都流光光，這實在是奇蹟，怎會一杯水倒下去，就流光光。我想說這樣可以了，接著開始發燒，一直燒，燒到頭皮、脖子的皮都脫皮了，燒到幾度我不知道。我想這樣燒下去，我會變成日本話叫「哈庫吉」，中國話叫「白痴」，頭殼會燒到壞掉。那時我沒想什麼事情，我不能變白癡，我要勇敢活出去，我要勇敢，這樣想。護士來，我說我燒成這樣，受不了，叫她弄個退燒藥給我吃，那個護士怎麼回答我？「大夫說自然就會好。」又端500cc的水給我喝，放著。我不會上當，發燒發到後來，更嚴重的，發燒肚子一直脹起來，脹到肚子快要爆炸，又發燒又要爆炸，很難過。打一打肚子，好像鼓一樣碰碰叫。我想說肚子這麼脹，要想辦法排氣的藥給我吃，還是給我打針排氣，我受不了，她又說大夫說自然會好，拿她沒辦法。後來護士又來，「我拜託你打電話給我叔叔，我叔叔是台大醫學院的教授，醫學博士。你打電話給他，叫他拿藥來給我吃。」護士說：「不用不用，大夫說自然會好。」
一直燒，肚子一直脹，脹得很難過。鄉下有福心菜罐頭，福心菜你們聽過沒？一種醬菜，叫福心菜，鐵罐這麼大，我一直想嘴巴這麼淡，淡得好難過，如果有福心菜，喝那個醬油該有多好！想啊想，就昏昏欲睡，好像有睡，好像沒睡，做夢了。夢見我在監獄的床下，撿到一支生鏽的鐵釘，拿一罐福心菜挖個洞，吸醬油喝，喝下去好爽快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才霹靂啪啦，什麼聲音嗶噗叫？清醒過來，放屁了，放一放才消下去，那一陣子實在很難過。
還有一件事，我在發燒時，沒人要理我，半夜有一個好像是工友，講話腔調像廣東人，拿他的一條毛巾，沾水給我敷頭，小小聲跟我說：「你不要死，你要勇敢的活下去，你不要死。」我很感動，隔天我一直要看那個工友，沒看到，可能別人馬上去報告，抓去了。我的病房，都住什麼人？整房都住海南島受傷回來的兵仔，有的沒手，有的斷一隻腳，有的拿柺杖，踅到我的面前，就跟我說：他媽的這個共匪，怎麼身體這麼壯、這麼胖，還給他開刀給他治療，給我斃掉算了。這樣唸。那天可能有人去打小報告，就被抓去了，我現在很感激他，雖然他這樣幫我敷頭，我很感動。經過沒多久，第四天或第五天，要把我送回軍法處。要送回來，不能走，爬不起來，我體力是有，但是很痛，身體無法用力，這樣支撐會痛。就用爬的爬下來，爬去坐車，坐卡車，爬起來，我轉過頭看，原來那些兵仔會在那裡罵我，我的床頭寫一個牌子這麼大：「匪諜歐陽文」，我又回去軍法處看守所。回去看守所，大家聽到我講這個故事，都說天公疼犯人，這樣不會死喔。
割肚子那時，不知道初8還是初9割的，初10雙十節，宋美齡去慰問海南島受傷的那些兵仔，可能剛要去的那時候，他們就一直清理環境，牌子也給遮起來，沒有「匪諜歐陽文」。一個人分一條毛巾，那些兵仔大家都坐起來，都坐直，我看她來，我就不理她，她看到我，摸摸我的胸口，說「你傷口很痛嗎？很痛嗎？」我不理她。放一條毛巾在旁邊，到底她有看到匪諜那個牌子沒有，可能她沒看，才會說你傷口很痛嗎，竟然被宋美齡胸口摸兩三下。
割盲腸時眼睛被矇住，耳朵沒有蓋上。在割我時，我覺得整個房間男生、女生的聲音一大堆，好像菜市場，我想怎會這麼多人？回來時我才想到，可能是國防醫學院的學生，在做人體實驗，才會把腸子都拉出來。後來去火燒島，我量傷口是15公分，開盲腸哪有剖15公分的？剖15公分，腸子才拉得出來。我想他們做人體實驗，就是要找一個最強壯的人來實驗。
第一批政治犯
送去綠島那時，我是第一批政治犯，所有開墾都是我們在做的。在火燒島差不多11年，判12年，在台北關1年。要走那時，火燒島已經很進步了，11年後，女孩子都有穿衣服了，也燙頭髮了，變很多了。在火燒島除了勞動之外，思想教育，那裡除了做苦工之外，就是有什麼「共匪暴行」啦，「總統嘉言錄」啦，「國父遺教」啦，「蘇俄在中國」啦這幾樣。我是覺得很諷刺，教這個共匪暴行，共匪對百姓怎樣，用暴行怎麼刑，怎麼打，沒人道，灌水啦，老虎凳啦，你教這些共匪暴行，你國民黨暴行也一模一樣，在台北你們也是照這一套在刑我們。
教這些，要考試，要月考、期考，如果成績不好的，不能回去。我去不久，差不多經過一年，政治處知道我是美術教員，就把我調用，跟基隆兩個兄弟，調去寫八股的標語，什麼「一年準備，兩年反攻」，什麼「殺朱拔毛」。以前畫的那些都沒了，四、五十年了，都不見了。大概我對百姓那些老人家很有感情。至於年輕的，我有一次跟超級電視去的時候，在公館那裡，有一個婦人看了看我說：「你不是那個畫家？我那時讀國民學校幾年級…」就跟我在聊，說啊說，一個年輕人坐摩托車從那經過，看到我說：「我認得你，你就是那個畫家。」這些孩子我不認得。
（待續）
追思 政治受難者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