採訪時間：2002年10月1日
採訪地點：新店華城路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錄影棚
採訪人：滕兆鏘、林世煜、曹欽榮
釋放後．大監獄
火燒島回來才艱苦，回來時我還有一個希望，想說怎樣來打拼、來奮鬥。回來以後才知道，我太太不能做教員，我被抓她也不能做教員，共匪的太太，教員也不能做，才知道她無法生活，我被抓時，她就在嘉義公園的樹下賣碗粿，學生如果來，一頂斗笠蓋著，怕被學生看到。哎！什麼苦都吃過。我回來之後，才知道她這段日子那麼苦，為了我犧牲這麼多。
▲2010年6月5日，歐陽文攝於「白色烙印－潘小俠人權影像攝影展」自己的相片前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回來之後，台南有一位畫家，我以前美術教員的同事，沈哲哉，現在住在日本。他看我回來，怕我沒工作，趕快幫我找工作，結果也沒辦法。嘉義有一位叫做翁焜德，嘉義的畫家，下午日正當中，腳踏車載我四處跑，要幫我找工作，找不到，沒人敢請我。我現在覺得這些朋友之情啊…。那時回來，大家說這是共匪、匪諜，朋友不敢靠近，這些畫家敢幫我找工作。
沒工作來台北，來台北也是很艱苦，我太太來台北也沒工作，就去三重做女工，做工，做人家的幫傭。本來做教員，臨時做那個，沒得吃，這樣很可憐。我最苦的時候是沒得吃，在克難街我租了老芋仔的房子，颱風來垮掉、木棉板壞掉，去搭一間差不多一塊榻榻米寬的房子，我向他租那裡，很便宜。那時做工，如果颱風來，烏來的山路坍方，我就去那裡做工，挖路什麼的，工錢一點點而已，不夠生活。最苦的時候，買一顆饅頭，切成三塊，一餐吃三分之一的饅頭，配自來水，這樣過日。沒錢嘛，找不到工作，報紙登說要找人，我如果去應徵，應徵如果考上，考試通過，也沒下文。頭先我以為，這些經辦人通知我考上，要準備去上班，沒了。我想說這些經辦人太黑了，沒拿紅包去，可能才會這樣。後來才知道，是被警備總部黑名單擋住了。後來就什麼也做，油漆小工也做，做油漆工啦，修理柏油路的工人，反正有工做就好。但是那時要做工不簡單呢，一個月有四、五天的工可做就很好了。
說到做油漆工，有一次過年前，去漆一個不知道做官還是有錢人的房子，那個外省婆很苛刻，漆油漆時，她就拿椅子坐著監督，油漆一滴下去：「怎麼掉下來！馬上下來擦乾淨！」我說：「等我漆完再下來擦。」「不行，馬上下來！」沒辦法，樓梯下來，擦油漆滴，實在很氣。這麼氣還不算，漆完了，要拿工錢之前，把我帶到她房間：「你爬下去，床鋪底下幫我打掃乾淨。」那時人受到很大的侮辱，我是受日本高等教育的人，這樣替她爬，這個外省婆仔…，那時我叫他們是豬嘛，豬舍下替她清垃圾，實在受到很大的侮辱。沒辦法，為了要拿工錢，牙根咬著，爬到床下掃那些垃圾。講到這個很氣，侮辱人，侮辱台灣人有夠徹底。
還有一件很感動，士林有一間教會，我去漆油漆，那時候是夏天，那個牧師娘下午就煮綠豆湯，叫我休息，叫我吃綠豆湯啦。
跟我說：「先生很抱歉，我問你幾句話好嗎？」
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有什麼話你問。」
「先生我看你是受高等教育的人，你不是做油漆的人，你有什麼委屈才來做油漆？有什麼痛苦，告訴我，我們盡量能給你幫助就幫助。」
我就不能講我的身份啊，那時怎麼能說我是政治犯，被關出來的。我說：「沒有啦，我從小家庭過苦日子，我從小就去做油漆，做到現在。」每天下午都煮綠豆湯給我吃，又要問我，我都照這樣講，最後漆完了，她又跟我說：「先生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你絕對不是做油漆的，你有受過高等教育，我看你講話、你的行動，我看得出來。你不說，一定你有苦衷，沒關係，以後你如果有什麼困難，馬上打電話給我，我可以給你幫助。」真感動。同樣漆油漆，一個侮辱你，要你爬到床下清床底。
遇上學生．攝影工作
那時候很熱，很辛苦，但是為了肚子，不出來不行。那一次很有趣，我剛好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附近，剛好台大醫學院對面那裡在做，夏天很熱，戴一頂斗笠。有一個少年騎一台速克達，那時騎速克達是很派頭，在我的旁邊打轉，車邊開，邊在看我，我感覺不爽：「這個人走不走，在看什麼？我是在做柏油路的工人咧。」轉兩三圈，走了。我也不知何事。經過兩三年後，我在植物園，遇到一個少年在叫我：「老師！老師！我是台南師範第幾屆畢業，某某人你記得嗎？」我說我不記得了。
「老師，你那時被抓走，我們那一期教育實習的成績就沒成績啦。老師很奇怪，世上哪有跟你那麼像的人。」
我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「我兩年前在台大醫學院對面那裡，一個做柏油路的工人跟你很像，我一台車繞啊繞的，怎麼看都是你啊，我想絕對不可能，你是做柏油路的工人。」
也有這麼有趣的事。就這樣我做苦工一直做，做到後來我想說沒用了，一生要做這個苦工。
人的命運是很奇怪，剛好日本有一間印刷廠，來台灣合作要開印刷廠。日本人帶一位寫真大學畢業的來做攝影師，拍廣告，結果拍的都不能用。負責的日本人，不知從哪裡探聽，說我很會拍照，尤其我拍女孩子很行，就來找我。我說我不行，我用135的，可以拍女孩子拍得很美，但是那時大部分是用4×5，我沒辦法，結果一直叫我去。叫幾次就跟我說，你如果來，我一個月薪水三千元給你。那時沒飯可吃，普通公司的業務經理才兩千元而已。三千元，很想要去，就是沒把握，拍廣告我外行嘛。後來我才跟他說：「我如果來，我先跟你講，我4×5照相機不會用，拍廣告我外行，日本一些寫真大學的課程，給我整套。」他說好，他說：「公司的4×5照相機給你，給你實驗，做實驗用。」我有空時一直讀，晚上整晚讀到快要天亮，很認真的，讀攝影大學的課程；白天就去試4×5的照相機，操作起來，沒多久差不多都給我學會了，就正式敢跟他拍了。
頭一次拍，就是拍通天閣，那家日本料理店，現在沒營業了。他叫記者拍、叫照相館拍，拍得都不滿意，怎麼說？燈光打得美美的，很明亮，日本料理店，拍氣氛的，把它拍得明亮，氣氛都沒了。日本人叫我拍，頭一次我很緊張，大概因為我過去是畫家的關係，光線我會處理，我知道要怎樣表現，它的氣氛才會出來，光線我會打。但是4×5的照相機，我算一算，實在難處理。那時候的幻燈片，我記得那時調5度還是多少，還是25度，或是50度…25度啦！還有就是，要拍氣氛不能打得太亮，時間拖長時，曝光時間要增加；還有濾色片要改色，改就還要時間。還好那些課程都讀到一些理論，那時沒計算機，我拿出記事本，算了半天，這加多少、那加多少，算到最後，差不多一分半到兩分鐘的曝光才夠。我就說，所有人都不能出入，我把時鐘拿出來擺著。那個日本人和通天閣的老闆就很奇怪，我自己也沒把握，他們也覺得不會有效果。要拍兩張，一張曝光差不多快要兩分鐘。拿去沖出來，我看到好高興，都照我計劃的光線。因為要照自然光，它的自然光線以外，我拿幾盞五百燭光的燈。日本料理店你不能用藍色的，用普通的，藏在牆角、桌下，氣氛很好啦。那個負責的日本人很高興，通天閣的老闆也很高興，第一砲打成功了。
又有一件，接下來要在攝影棚裡面拍女孩子，那個公司專門做什麼？做月曆和海報，都是拍影、歌星，拍女孩子我就用135拍，我很有把握，攝影棚裡面光線的問題，我就讀光線的理論，什麼燈光怎樣，拍起來都很好。沒多久，差不多兩個月、三個月，整個名聲都響亮了，台灣的廣告，一些銀行要拍美女，都叫我去拍。後來台灣廣告的總經理要跳出來開聯廣，他要挖角，所有AE、設計，都從台廣挖去，叫我去他那裡，我想說這間公司我才剛來而已，要走不好意思。他說：「你來，我五千元薪水給你。」我跟老闆說，很不好意思。
他說：「好啦，如果五千元，我這裡是拿不出來。」
我說：「你讓我來做，有恩情在，還拿日本大學那些書給我讀，我學會了，我半年內有空時，我來幫你拍免費，來替你服務，半年中你再去找攝影師。」
我白天在聯廣上班，晚上去他那裡做半年，我覺得說人喔，人情不要忘了。就這樣去聯廣之後，有工作，生活安定下來，人就是很有趣，沒工作的時候都沒有啦，可能也是那間日本公司，警備總部沒辦法擋，才請我。去聯廣之後，有工作了，什麼中國工商專校，也要叫我去兼課；那時還沒有文化大學，文化學院叫我去兼課。沒工作時，四處找不到，有的時候哪裡也要兼課。那時我就覺得，我一生不用做苦工，我浮起來了。
火燒島傳奇
在火燒島，有一天叫我收拾收拾，在火燒島收拾東西出來不是好事，收拾東西出來差不多都是半夜抓去，抓去碉堡打，送回來台北槍殺。還是在白天，去政治處，我，楊貴（逵）也被叫去那裡，兩個人莫名其妙，用船載來台北，火車坐到台北。到台北時，兩個人一起，楊貴（逵）去現在的民權東路那裡，那裡一整片都是田，都沒房子，田中央一間房子，楊貴（逵）就被帶往那裡。把我帶往中和，整片田，中央一間房子，四周圍只有那間房子。住在那裡，我想說在搞什麼，去的時候一個中校在管我，請一個煮飯兵，在服侍我。那個中校就說：「你現在開始，你的名字不是歐陽文了，你的戶口上沒有歐陽文了，歐陽文已經消失了，你現在新的名字叫陳始，姓陳的陳，始是開始的始。」
我心想莫名其妙，我歐陽文好好的，你把我改陳始，陳始說起來像「等死」，中國話讀起來是「陳屍」。我很不爽，改這個名字，但是沒辦法。他說你今天改這個名字，現在階級是陸軍的中校，領中校的薪水了，我吃得很好，都是那個煮飯兵在款待我。現在就變成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有一個特務頭在教，做特務、做間諜的手腕，戴笠這個中國特務頭子的理論，都教那些。
教差不多一個月以後，跟我說：「你日本有一些關係在，你跟他們聯絡，以後會派你去日本。」我心裡高興一下，我要是跑到日本，我的天下，我要溜到哪，你抓不到我，我很高興。想想，高興是高興，現在他又說：「我現在派你到日本，你在日本一段時間，打基礎之後，再去大陸做間諜。」說你現在去，將來你會做多大的官，什麼功勞多大，你不用煩惱你的妻兒，國防部會把你的妻兒請到台北，安排很好的房子給他們住，給他們生活保障，你的孩子保障讀到大學畢業。我想說，派我去日本我會溜跑，不行的，我有人質被控制，妻兒做人質嘛。這下子不行，這下子我到日本，也不能逃跑，要到大陸去做間諜，還去做你國民黨的間諜。這樣不行，既然不行，我想說，要是跟他說不，會被認為我思想有問題，去火燒島訓練，洗腦洗得不好。我想不去也不行，要也不行，我就做到讓他認為這個人沒用。吃得很好，趁他們不注意就跑到廁所，都把它吐出來。每天肚子很大很痛苦，每天吃得很豐富，這麼一搞，營養不良，身體越來越差，身體差了，變成營養不良、沒精神，那些特務在教你，頭腦茫茫，沒什麼精神，可能看說不行了，要把我送回去火燒島。有一天，要把我送回去火燒島，在車站，楊貴（逵）也一起送回去，兩個都不合格，送回去火燒島。
送回去，處長就把我叫去，歐陽文哪，很可惜啦，這麼好的機會你沒有把握住，太可惜了，不然你將來前途無量什麼的，說一說還嘆大氣，唉，好啊，不去也好，回來也好，哈哈。（編按：根據2004年出土的檔案，歐陽文和楊逵在綠島的個人考核表中，曾經出現約半年的空白，佐證這段特殊的經歷；另外，根據採訪楊逵的兒子楊健，他證實了楊逵被送到台北時，楊健在大同工學院就讀，曾經與父親在台北見過面。另有一種說法，當局運用政治犯的日本關係，滲透到在日廖文毅為首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。）
－結束－
追思 政治受難者 